1984年，美国环球电影制片公司起诉了索尼公司，原因是自打70年代起，索尼公司生产的录像机在美国家庭快速普及，导致了大量电影作品的盗版侵权现象的出现。

几个在美国上市的索尼Betamax录像机| Franny Wentzel / Wikimedia Commons

录像机的发明原本并非为了侵权，但是产品销售出去后，索尼公司却无法控制消费者是否拿它去做侵权的勾当。“技术中立性原则”，也称“菜刀理论”由此诞生：技术好比是一把本来应该用作厨具菜刀，但有人拿它作为凶器杀了人，我们能判菜刀有罪吗？当年那个案子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定索尼公司无罪。于是，2016年1月，“快播”的老板王欣试图用“菜刀理论”给涉嫌传播淫秽内容一案洗刷罪名。这个解释当然没有被接受。

2016年4月，魏则西去世，百度的竞价排名掀起了滔天众怒。

2018年3月“剑桥分析”丑闻爆发后，公众对脸书（Facebook）的认知从“怎么能监管Facebook？”转换成了“怎么才能够监管Facebook”。

2018年7月，一向以“不作恶”为己任的谷歌（Google）因违背反垄断法被欧盟开出天价罚单。

2018年5月，郑州空姐空姐搭乘滴滴顺风车遇害，而短短三个多月后的8月24日浙江乐清女孩赵某又发生同类案件。

似乎不知不觉间，我们曾经为之兴奋的、改变我们生活的科技巨头们，突然变成了威胁安全甚至生命的恶魔。科技公司们怎么了？它们还是我们以为的、仅仅是生产出售“菜刀”的“科技公司”吗？

科技公司还是出租车公司？

滴滴肯定不愿承认自己是一家出租车公司。只做科技公司，省钱又省心。

专职开滴滴的司机都算是自由职业者，最低生活保障、社保医保养老金、病假年假带薪休假，统统没有，这给公司省了多少钱。滴滴压根没有单独管理司机的部门，管理成本也省了。

出租车公司为了确保司机的专业水平和服务水平，得时不时对司机进行业务培训（确保不了是另一回事）。而滴滴不需要，滴滴靠的是算法。评分系统会自动筛掉不合格的司机：被乘客打了低分的司机，接不到下一单；接不到单，赚不到钱，司机自然会退出滴滴。滴滴提供的是一个市场，让市场来惩罚不良行为者，优胜劣汰。

问题是，靠市场淘汰需要一个过程。在糟糕的司机没被淘汰之前，总有一些乘客会中招。总不能用一句“谁让这些乘客倒霉”来搪塞吧？

更关键的是，如果没有滴滴，这些乘客压根不会上陌生人的车。正是因为滴滴的背书，乘客才会信任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出租车也是陌生人开的。我们会乘坐出租车，信任的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司机所隶属的组织，也就是出租车公司。从这个意义上说，滴滴起到了类似传统出租车公司的作用。

另外，虽然司机开的车是自己的，单也是自己决定接不接，但是司机并没有议价能力。滴滴的算法决定了司机每开一单能赚多少钱。高峰时段和恶劣天气都会导致打车费飙升，这是滴滴决定的，并不是司机决定的。计价器和滴滴的计价算法，本质上是一样的。计价器和滴滴的计价算法，本质上是一样的。

最后，滴滴的顺风车业务主要利润来自于对司机每单业务的抽成，5%～10%不等。从这个角度说，滴滴贩卖的不是app，而是利用汽车将乘客从a地点带到b地点的方式。

如果说这还不是出租车公司，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共享经济让谁的生活更美好？事实上，和滴滴同一模式的Uber已经在伦敦和欧洲被判定为出租车公司。

Uber当年进入伦敦，遭到了几乎所有相关方的抗议。出租车司机不用说了，就连开Uber的司机也自发成立工会，把Uber告上法庭。开Uber的司机和开滴滴的司机情况类似，什么保障都没有。政策制定者认为，虽然打着共享经济的招牌，许多司机都是为了开Uber特意买的车。如果没有Uber，这拨人不会购买私家车。私家车数量的增加，无疑会加剧城市交通压力和环境治理的压力。

部分市民也抗议Uber的进入。Uber的补贴策略，导致原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市民乘坐私家车。非必须的私家车使用率增高，加剧了公共基础设施的损耗。本来能用十年的马路（只是打比方，不是精确数字），撑八年就不行了。维修和养护费用，还得靠市民的税金承担。这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吗？

法律从业者认为，Uber在钻法律的空子。乘客被司机骚扰，司机被乘客骚扰，Uber都觉得责任不在公司。这么不负责任的说辞，法官并不买帐。在伦敦法庭做出判定不久，欧盟也认定，Uber是出租车公司，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么一看，貌似使用了新的科技产品，除了科技公司自己，谁的日子都没好过。

科技“恶人”

做一家科技公司太轻松了，原来传统公司要承担的对雇员、对社会的责任，要么转嫁给个人，要么转嫁给社会。

在美国，硅谷精英取代了华尔街大佬，成为新一代谁都能上去骂两句的“全民公敌”。和Uber的处境类似，脸书也面临质疑：脸书到底是科技公司，还是媒体公司？脸书是科技公司，还是媒体公司？

扎克伯格在泄密门的听证会上仍死咬脸书是科技公司，不是媒体公司。脸书的COO桑德伯格认为，脸书雇佣的是工程师，没有一个记者、一个编辑。脸书使用算法把某个人/机构发布的信息推给其他人，因此是科技公司。可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美国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在脸书上看新闻，美国千禧一代获取新闻的首要途径是脸书。

用户在脸书上浏览信息的时候，会碰到广告。据调查，平均每个用户每天在脸书上看广告的时间是五50分钟广告。2016年，脸书这项业务卖出的广告价值260亿美元。提供信息，在信息中间插广告，还不是媒体？好事都让脸书给占了。

新闻、广告，脸书还不是媒体？脸书不想当媒体公司的理由不难理解。做媒体公司太麻烦了，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还要保证公正客观。假新闻要负责，偏颇的报道要负责，总统大选期间俄罗斯散布的谣言还要负责。不对信息负责，不对公众负责，不对社会负责，只对广告商和投资人负责。然后，公司拿出漂亮的数字，实现快速增长。脸书成为大反派，并不冤。

MIT的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教授发现，美国社会的创新速度和生产率增长从没像现在这样快过。与此同时，中等劳动者的状况却越来越糟，美国中等家庭和中等劳动者的收入都低于1997年的水平。而且，就业率也在下降，几乎可以说是暴跌。

科技在创造，也在破坏。科技在繁荣，美好却不一定是现实的滴滴和脸书只是两个代表。科技公司的惯用套路是规避责任、降低成本、迅速扩张、占领市场，直到曝出重大丑闻，众怒难平，再提整改。只是，让科技巨头主动整改的成本太高了。

根据《南方周末》的统计，过去四年，媒体报道和有关部门处理过的滴滴司机性侵、性骚扰事件，至少有50起。50个案例中，有2起故意杀人案，有19起强奸案、9起强制猥亵案、5起行政处罚案件、15起未立案的性骚扰事件；53名被害人都是女性，涉及到50个司机，至少3人有过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前科。与此同时，仅在2017年这一年，这家在400多个城市为4.5亿用户提供了出行服务的公司，融资95亿美元。

对科技公司来说，用户是数据，算法是规则，增长是目标。只要公司年报上的数字好看，就算完成了公司所谓的愿景，就算是让出行变得更美好了。至于数字之外的现实，就让活在现实中的人操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