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以超预期的步伐进一步走向开放，包括被视为中国金融核心的银行业，也包括曾经承载先行先试开放使命的保险业，但这不是中国金融业开放的起点，过去十多年，中国金融业在开放中前行，壮大，“狼来了”的忐忑已成过去式。在新起点，回顾外资在中国金融业的探索、挫折与成长，更可见，今日的中国金融业，面对开放时的从容与自信。（周鹏峰）
“这次对外开放的力度远超预期，尤其允许外资行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是重大利好。”一位外资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中国频频传递金融业对外开放信号。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更是宣布多项将于未来几个月内落实的开放措施，包括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等。
银监会2016年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14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了37家外商独资银行（下设分行314家）、1家合资银行（下设分行1家）和1家外商独资财务公司，26个国家和地区的68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了121家分行，另有44个国家和地区的145家银行在华设立166家代表处。
回望10年前的2006年末，22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外资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200家分行和14家法人机构，41个国家和地区的186家外资银行设立242家代表处。当时，根据加入WTO的承诺，中国在当年末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监管标准逐步与中资银行趋同。
但在外资银行机构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外资行在中国银行业的资产占比在2007年达到2.38%的峰值后逐年下降，2016年降至1.26%，净利润占比也由2006年的1.71%下降为2016年的0.62%。外资行在华“掉队”显而易见。
多位外资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一现状与外资行体制机制、文化理念密切相关。在当前金融开放背景下，外资行营商便利度有所提升，风控合规理念要优于中资行，但在金融科技、服务、产品创新等诸多方面，中资行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外资行发展慢？
“不是外资行在中国发展太慢，而是近几年中资行发展太快，显得外资行落后了。实际上，大部分外资行在中国地区的发展与其在全球其他地区比较都不差。”外资行人士张晶（化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截至2016年末，外资行在华总资产规模29286亿元，相较2006年增加2万亿，增幅216%。同期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由43.95万亿元增长至232.25万亿元，增幅428%，外资行在华资产占比从2.11%下降至1.26%。过去十年间在华外资行的资产和盈利年均复合增长率在20%左右，这在全球范围内增速都处于领先水平，只是中资行发展更快。
“资产规模占比的比较其实不在同一个维度上。”张晶认为，在华外资行以分支机构为主，与总部就在国内的中资行比较并不对等。“中资行海外分支机构在当地的银行业占比也很低。尤其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速度在全球银行业中都领先。”
张晶认为，要看外资行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不妨看中国市场在其总部市场之外的利润贡献排名，以及总部是否增加在中国区域的投入。
汇丰银行披露的2017年报显示，在其171.67亿美元的税前利润中，中国香港为其贡献高达95.98亿美元，中国内地贡献税前利润达24.88亿美元，是利润贡献度最高的两个区域，仅中国内地的利润贡献度就达到14.49%，这一贡献度超过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及其他）和拉丁美洲（墨西哥及其他）利润之和。汇丰银行表示，集团近年来业务重心转向亚洲的策略正在取得成效，汇丰将继续在中国内地开拓业务，并成立汇丰前海证券。
渣打银行2017年报亦显示，中国香港收入贡献度在全球高达23.58%，是该集团最大的市场。渣打银行尤其指出，“有见该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人民财富不断增加、中国企业日趋成熟及国际化，以及人民币于国际市场的使用度上升，我们正乘势大力发展业务。”
受累金融危机与合规差异
现实的另一面是，部分外资行分羹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同时，一些外资行却黯然离场。明显的分水岭发生在2008年之后，受全球金融危机拖累，全球银行业监管趋严，多家外资行收缩战线变卖资产，以满足更高的资本要求。
此前中国银行业改制上市潮中引入的外资银行股东，为当时亏损严重的中国银行业注入资金，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和产品，提升了中资银行的国际形象。不过外资股东在2013年至2016年间纷纷出售中资银行股权，以变现改善母行财务状况。
一些外资行则关闭其在华营业网点或干脆撤出中国。尽管中国区经营相对良好，苏格兰皇家银行还是在2016年解散中国公司，主因其在2007年收购荷兰银行未及好好整合便遭受金融危机重创。
中国银行业在此间却受到刺激计划的影响，快速扩张。银保监副主席王兆星此前曾撰文指出，中国银行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支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背景下，贷款投放增加较多，其中包括投放到地方政府平台基础建设项目和房地产的贷款大幅度增加，而外资银行投入到这些领域的贷款却较少。”
一位外资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华外资行受文化、资产规模以及授信规模的限制，在营销本地客户时难以与中资银行竞争。“假设一家大型国企需要融资几十亿元，找中资行一家或者两家就能搞定，而且很快放款。而外资行本身在中国境内经营的规模就不大，加上分散风险的考虑，能提供的额度可能不过亿，超过一定额度还要报送母行审批，背景审核很细致导致审批流程较长。大企业客户也更愿意跟中资行合作，省心省事。”
不过，在一些企业的跨境业务中，外资行可以起到较好的补充作用，通过与母行联动为企业跨境融得低成本资金。此外，外资行更多是为母行所在国的战略客户在海外发展提供信贷、咨询支持。
多位受访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外资行合规风控意识更强。其在中国的经营要受到母行所在国和中国监管部门的双重约束，业务也相对单一。与中资行更熟悉本地游戏规则，对于监管红线的态度也截然不同。
业界如此形容中资行与外资行对于风险的态度：对于监管部门未明确的业务，中资行肯定会做；对于监管部门禁止的一些业务，中资行可能会想如何绕过监管去做；而外资行只做监管部门明确允许的业务。
张晶指出，外资行在华负责人多为职业经理人，母行对其考核首要是稳健运营，其次才是利润贡献。一旦受到监管部门处罚，负责人的职业生涯将受到严重影响，这使得外资行在华经营首要保证不出错。
普华永道早年发布的一份《外资行在中国》的报告中指出，由于监管机构对外资行的贷款设置上限、外资行建立分行审批进程相对缓慢等因素，外资行在发展选择和机遇上受到限制，获取资金便是各大外资行面临的重大挑战，其借贷活动严重依赖存款。
业内人士指出，早年网点机构的开设与存款密切相关，但对于外资行来说，即便减少网点限制，其吸存情况也不容乐观。一些外资行则列举了产品经营许可审批时间过长、文件及报告编制要求严格和国际监管标准本地化等限制因素。
困境与差距
中国正在进一步打开开放的大门。原银监会春节伊始就发布《中国银监会关于修改〈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为外资法人银行开展股权投资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取消外资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等业务的审批，实行报告制，加大外资行在华营商便利度。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更是对超预期开放银行业路线图做出具体解释。
不过外资行近年来亦面临着自身的困境，比如人才流失。
“基本工资相对高一些，但激励很有限。外资行就像是一个平稳运行的机器，我就是其中一枚零件。几年下来感觉自己的提升比较有限。”离开外资行加盟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李华（化名）表示。而如果到了中资金融机构，经过几年的打拼在薪酬激励和职位上都可以有大幅提升，尤其外资行中有不少海归背景的人才。
人才流失之外，某外资行客户崔女士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她在外资行购买理财被收取了较高比例的服务费，但并未感觉到相应的服务。“感觉外资行还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而中资行近些年已经减免了很多服务费，在体验上更好，我觉得即便走出去这样的服务也更受欢迎。”
多位外资行人士不约而同提到，当前中资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投入巨大，在手机银行、移动支付等方面体验完胜，外资行在这一领域存在较大差距。
“这其实涉及到投入问题，国内的移动银行业务已经领先全球，要让母行的人理解这一重要性并拨款投入比较难，毕竟分支行的客户数相对也有限。”张晶认为，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有助于外资行从母行获得资金支持并作出灵活安排，提升外资行在华经营竞争力。
对于参股金融机构方面，张晶认为这有利于提升入股机构的管理水平和合规运作，不过受制于外资机构在华的整体规划短期内或并不明显。在当前金融业严监管、强监管的背景下，早已习惯了“戴着镣铐跳舞”的外资行或许有新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