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殊的体制下，尤其是“一国两制”制度下，粤港澳地区有三个超大型城市，即广州、深圳和香港。在这种多核心，且政府主导的城市关系结构下，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协调三大核心城市的竞合关系，通过三者的合力提升整个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效率。
本文认为，在三大核心城市中，要进一步采取措施释放香港产业资本的能量，将之传递给广州和深圳，使这两个城市率先转型升级。再由这两个城市把经济能量传递给各自的城市集团（广佛肇、深莞惠），形成自上而下的涓滴效应。
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的“主导-跟随”结构
湾区经济体本质上是多个地理相邻、联系紧密的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世界上有许多个生产率极高的湾区城市群，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是其中的两个典型。
纽约湾区由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五座核心城市和附近一些卫星城镇构成，五个核心城市在发展上各具特色、互相补充，实现了较好的错位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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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是全美的金融和商贸中心，有着最为发达的商业和生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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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市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机构和高科技企业，是全美的智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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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是全美的政治中心，同时聚集了国际重要金融机构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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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航运贸易发达，成为湾区的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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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的摩的产业结构由原先的国防工业向着制造业和旅游业方向转变。
东京湾区是指“一都三县”，即东京都和神奈川、千叶、崎玉三县，经过多年发展，东京湾区形成了明显的区域职能分工体系，即各核心城市根据自身基础和特色，承担不同的职能，在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共同发挥出了整体集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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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都处于中心区地位，集中了湾区绝大部分的政府、行政、文化、管理机构以及服务业、批发业、金融业、出版业部门，发挥着内政外交、金融和信息枢纽以及经济增长发动机、科教文化中心等重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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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奈川区域发挥着工业集聚地和国际港湾的职能，同时加强了研发、商业、国际交流、居住等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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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区域更好地发挥了国际空港、港湾，工业集聚地的职能，同时加强了商务、国际交流等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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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玉区域主要接纳了东京都区部分政府职能的转移，已成为政府机构、居住、生活、商务职能集聚之地，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日本的副都。
这些世界级湾区都是以一个大城市的名字命名，这绝非仅仅为了称呼简便，而是反映了湾区城市群内部的固有的等级结构。城市群中通常有一个居于核心地位的城市，这个城市是规模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经济实力最强、辐射带动作用最明显的城市，它扮演着城市群控制中枢的角色。
核心城市对城市群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功能的变化会引起周围城市功能的变化。其他规模相对小的城市环绕在核心城市周围并与核心城市频繁互动，人员、资金、信息、货物流是二者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
在城市互动的过程中，各个城市形成自己特有的功能，能够与其他城市进行有效的分工合作。湾区城市群内部的这种“主导-跟随”结构保证了湾区城市群内部经济活动有序进行，从而形成较高的生产率。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合作格局尚待建立
粤港澳大湾区的范围包括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湾区内人口稠密，交通发达，经济社会纽带将各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良好条件。
虽然初具规模，但与世界典型湾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表1的多个指标中，粤港澳大湾区仅在土地规模上远远大于其他湾区，而在人均GDP、地均产值、三产比重等反映效率的指标上落后不少，反映了发展质量不佳的现状。
表 1 世界三大湾区经济指标比较（2015年）
发展质量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核心城市之间的合作格局没有建立起来。广州、深圳和香港是大湾区中三个经济实力最强的超级城市，但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没有一个可以主导整个大湾区的发展。
香港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都在广深之上，早已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贸易自由港；它还连续2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从这些指标来看，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国际化水平、城市治理水平都相当高，理应成为大湾区的主导城市，但由于“两制”的存在，香港对内地9市的引领带动仅限于产业投资这一渠道，影响有限。
深圳是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已经成为改革开放的标杆性城市。长期作为各项新政策的试点城市，深圳独享了许多政策红利。它拥有副省级城市的行政权限，其计划单列市身份使之享受省内其他城市没有的财税分成特权。借助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自1970年代末以来发展迅速，近年来更是被作为经济转型的成功范例而广泛宣传。但作为区域核心城市，深圳的问题在于它的对外辐射带动能力不强。
广州是省政府驻地，是全省的政治中心，省内的规划决策指令都从这里发出，凭借这一优势，广州较容易获得各种政策上的倾斜，从而维持其核心城市地位。但与深圳一样，它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也不强。
三者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也较为复杂。作为一个全球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香港和广深并不在同一个等级上。香港的外向型经济特质保证了其自身发展动力来源的多元化，内地市场对它很重要，但不是全部。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这也是内地城市无法企及的。综合这些因素，香港和广深更多的是合作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
由于地方官员存在为晋升而竞争的激励，内地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都是竞争大于合作，广州和深圳也不例外，这两个近在咫尺的超大城市在人才、资本、建设项目、特殊政策上的争夺非常激烈，城市间的合作较少。结果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限制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规定比比皆是，合理的城市间产业分工合作体系也难以形成，这些都极大地降低了整个城市群的生产效率。
港珠澳大桥于 24日上午正式通车
香港在大湾区中的地位
穗深港能否形成有效的合作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长足发展非常关键。短期内分权竞争体制的存在使穗深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很难改变，而且两者吸纳的资源比释放的多，因此它们都不适合做大湾区整合的主导者。
香港地狭人稠，资源匮乏，有很强的动力向外拓展、谋求合作，同时香港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可以超然于内地城市之间的GDP竞赛，这两个因素决定了香港非常适合担当大湾区的“盟主”，由其引领各城市间的合作。
近十年来，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三化”趋势，即房地产业泡沫化、实体经济空心化和经济增长方式单一化。香港近几年的年经济增长率低于过去十年平均增速，显示香港经济动力减弱是一个长期性问题。尽管经济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是香港还是保持着自身特有的优势，这些优势决定了香港在大湾区构建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香港的国际化大都市管理体制可以为大湾区的城市化提供经验借鉴。香港的优势更多地集中在香港的“软件”基础设施与“软实力”，而非实际的经济体量上。香港城市管理的“软件”基础设施中最重要的就是完善的法律与司法体系。
香港城市管理之所以能有效解决环境卫生、市容秩序、交通拥堵、违法建筑等突出难题，关键在于拥有一整套完善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及标准。这些法规条文覆盖面宽，内容详细，政府各职能部门职责明确，责任主体明晰，基本不存在管理的真空地带或重叠区域。
同时，执法程序严格规范，严格执法，违法必究。如不遵守交通法规、不讲卫生、商业欺诈、违法建筑和广告等，只要市民举报投诉，都会受理并受到法律处理。严格执法，提高了政府公信力，维护了良好的社会秩序。依法治市非常值得珠三角城市借鉴。
其次，香港的全球城市地位可以提升大湾区的国际化水平。作为国际市场开发和营销的商贸平台，香港在软件（包括自由经济政策、法律制度、英语水平和国际贸易人才等）和配套服务（包括金融、产品开发、物流等）方面，较内地仍然维持独特的优势。因此，香港将继续作为内地对外开放的桥梁和纽带的地位和角色，更好地协助珠三角城市与国际接轨。在长期的国际化运作实践中，香港的专业服务业拥有了丰富的国际市场经验，并建立了广阔的国际网络。
珠三角企业通过在香港设立机构，可以很便利地了解和把握国际市场机遇、加强产品设计及品牌管理能力、提升供应链的弹性和快速反应能力、引入及转化应用先进技术，以提高企业及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发挥香港国际经贸平台的功能，实现珠三角城市与香港在服务业领域的对接，不断扩大在商贸、物流以及会计、审计、法律、工程等专业服务方面的合作，加上旅游娱乐、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可以更好地带动内地各市进入国际服务贸易和旅游等市场。
再次，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帮助大湾区构建更开放的现代金融体系。香港一直是亚洲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逐步构建了完善的金融体系，专业的金融分工，透明、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形成了强大的金融信息聚集和金融研发能力、金融人才培养体系。
同时，香港是规模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尽管近年来随着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多元化发展，香港跨境人民币业务占比呈现小幅下降趋势，但未来10 年内仍将占主导地位。
香港回归20年来，珠三角与香港的金融合作逐步深化，在金融业双向开放、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金融基础设施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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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极大地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了珠三角国际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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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前海地区探索开展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先行试验，进一步推动香港与深圳之间的相互投资和金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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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港通”成功试点的基础上推出“深港通”“债券通”，不断深化内地与香港证券、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合作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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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境外上市的相关规定，支持符合香港上市条件的内地企业赴香港上市，为内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到境外市场直接上市融资创造便利条件。
这些合作不仅为珠三角城市政府和企业提供了金融资源，而且对大湾区的现代金融体系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
竞合格局下的战略选择
如果内地珠三角城市能够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使香港经济能量的进一步释放，那么大湾区的交通网络、生产效率、行政效率、城市治理等领域将有大的改观。香港释放的经济能量首先辐射至深圳和广州，因为这两个城市具有诸多优势（如各类人才聚集、基础设施完善、法治环境较好、办事效率高），最值得香港进行投资，这种辐射会引起穗深城市内部的产业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型。
按照雁行理论，只有大城市产业结构率先调整，通过产业转移和城市功能分工合作，次级城市才能发展起来，深圳就是个例子。随着科技创新成为城市增长动力，深圳原有的一般制造业已经开始向东莞和惠州溢出，同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迫使人们跨市上班。穗深获得的经济能量将进一步辐射到各自的区域集团，即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两个子城市群，完成以大带小、以点带面的传递（见图1）。
图 1 大湾区城市间的辐射扩散效应
概括而言，就是要率先开放广州和深圳对香港的全面合作，力使要素在这三个城市完全自由流动，增强三大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以大城市驱动整个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