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夫妇做了一个决定，把他们通过个人和基金会认识的朋友聚合起来，一起倡导“目标守卫者”活动，并在每年9月发布《目标守卫者》报告，从不同角度看全球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做了哪些工作，离目标还有多少距离。
去年第一份《目标守卫者》报告发布，盖茨曾表示，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我们不仅希望能提高人们的意识，更希望吸引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参与进来。”
《目标守卫者》报告所做的，是追踪联合国2015年通过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18个关键指标，并分析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途径。盖茨基金会承诺会将这份报告发到2030年。
在今年的报告中，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强调了在非洲进行第三轮减贫的重要性。非洲年轻人是一股重要的人力资本，应对年轻人的健康和教育进行投资，创造经济机遇，让非洲最贫困的国家打破僵局。
报告发布前，盖茨接受了新浪科技等媒体的电话采访，就马云计划辞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普惠金融、人工智能在慈善事业中的运用回答了媒体提问。
谈马云“退休”：期待与他面聊
9月10日马云宣布将在一年后辞去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并效仿盖茨的做法，成立马云基金会，对于马云的这一举措，盖茨表示，“我还没有和马云亲自聊过他这个决定，但是期待有机会和他交流，因为我相信随着他投身慈善事业，他会有很多收获，会理解中国背景下的慈善事业。我希望他能将铸就阿里巴巴的新思维、新能量带到慈善事业中。”
盖茨大力赞扬了蚂蚁金服在数字领域的成功，“蚂蚁金服在货币数字化和降低交易成本上拥有充足的经验。盖茨基金会一直关注普惠金融，也和蚂蚁金服合作过，尝试把数字货币推广到印度等地。”
盖茨将马云在数字领域的成功与自己在计算机领域的成功放在同一高度，并相信马云的成功经验将有利于改善医疗卫生、教育、储蓄理财等领域。
最后，盖茨还引用了一句英文谚语：From those to whom much has been given，much is expected（得天独厚者，须替天行善道），表示自己相信慈善的力量，而马云一定会印证这句话。
普惠金融能让低收入人群享受银行服务
2015年，盖茨基金会发起名为“Level One”的倡议，这是盖茨基金会实施数字普惠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建立一个共享、开放、基于标准的基础设施平台。
盖茨相信，普惠金融在减贫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基金会正在和贫困国家携手，让这些国家的用户能享受到低交易费。比方说，城市里的人想给乡村的人转账，就不需要太多的手续费。
在肯尼亚，移动金融的发展10年前就已经开始，早已越过转账这个简单的环节。在那里，人们安装太阳能电板等等都通过移动金融。
盖茨表示，基金会深信数字基础设施搭建起来后，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方便。当然，数字基础设施在建设的过程中，也要接受各个国家的监管，确保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盖茨基金会正在积极行动，在整个非洲大地上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费用让人们能够有所储蓄，以及开发特定产品帮助农民，给学生交学费等等。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功后，即便是收入非常低的人也能享受到银行服务。
在印度，监管机构已经批准了数字货币的使用，并把它叫做支付银行（Payment Banks），盖茨基金会在过程中有大量参与。目前，盖茨基金会正在整个非洲大力推广同样的做法。
人工智能运用于医疗尚处早期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更多的是和相对高端的临床医疗相结合，而对于基金会主要考查的出生率、死亡率等基础卫生保健，盖茨相信人工智能也能发挥巨大作用。
盖茨透露，其基金会考察过利用计算机成像的方法诊断宫颈癌，改进超声波仪器。目前，利用人工智能保护人类健康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尽管现在大多数处于上游研发领域，但总有一天能走到病人和医疗工作者手中。未来，人工智能将推动疫苗、疟疾药物等的研发，但这还需要5~10年的发展。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对此问题补充说，盖茨基金会的主要工作并非是研究人工智能等特定的技术，而是主要集中在解决特定健康和发展问题的上游研发上，比如艾滋病疫苗。这是很多企业不愿意投入的领域，因为风险很高。基金会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工作方式是不直接做项目，而是通过赠款，全世界的受赠单位大概有1500家，而这些受赠单位中，有许多是研发相关技术的。
以下为比尔·盖茨专访实录：
比尔盖茨开场介绍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这份将于9月18日正式发布的报告。我们计划每年都发布一份《目标守卫者》报告，今年是第二年。我们还选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在纽约举办 “目标守卫者”论坛，邀请全球众多领袖参加，共同探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思考，既然我们设定了这些令人激动的目标，那么我们做得怎么样？全球在哪些方面做得超出了预期？有哪些创新或实践中的杰出人物？落后的地方在哪儿？如何才能让更多的国家推广最佳实践？以及如何真正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尽快改善所有问题。
我们在去年的报告中着重强调的一点是，未来的进展取决于援助资金是否充足，并分析了资金规模缩减带来的后果，那会情况将会变得非常棘手。
尽管这些资金援助有时仍会遭到质疑，我们也需要不断地去解释这么做的意义，但幸运的是援助资金水平得以保持。
我们今年希望强调的是，全球大部分新出生人口将集中在贫困国家。以大洲来划分，非洲目前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14%，但其新生人口数量占全球新生人口总量的约24%。到本世纪末，这一比例将达到50%。趋势就是如此。
即便在非洲范围内，新生儿也将更多地降生在那些最贫困的地区，如萨赫勒、尼日利亚北部、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地，这也会造成一系列挑战。
这样的人口构成可能和大多数人的预期略有不同。事实上，全球实际出生人口数量并没有增加，但全球人口之所以增长是因为人口金字塔仍在扩张，而且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全球除非洲以外地区的出生人口正在下降，其下降幅度能够完全抵消非洲的出生人口，甚至更多。因此问题不是全球新生儿数量越来越多，而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将出生在贫困国家。
我们在报告中强调的另外一点是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也就是说投资健康、营养和教育。像很多其他方面一样，中国在投资人力资本、改善健康和提高教育质量方面也堪称典范。虽然中国目前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已经很低，但中国制定了更为宏伟的目标，要到2020年彻底消除极端贫困。
中国在农业、教育和健康等方面都做出了良好的示范。另外，包括印度在内的东南亚地区也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虽然成果没有中国那么显著。
因此在这份报告中你会看到，全球大部分极端贫困人口都将集中在非洲大陆，即使在发展还不错的非洲国家和地区也将会有大量的极端贫困人口。
我们认为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美两国在内都应该意识到，应该继续加强与非洲的关系。这也是我最近在中非合作论坛召开期间为《人民日报》撰文的原因，一方面我十分赞赏论坛讨论的各项议程；另一方面，盖茨基金会也希望能在当中发挥作用，确保中非合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今天在这里聊年轻一代，同时也希望把这一信息传达给更多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才是未来的塑造者，能够充分理解投资下一代的意义所在。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份报告激发更多有意义的讨论。我们也非常期待“目标守卫者”论坛的召开，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关心这些问题的人们参加。我们希望在认清严峻现实的同时，也能够了解我们取得的巨大进步，并从中获得启发。
比尔盖茨问答部分
媒体：非洲多国近期再次爆发埃博拉疫情。2018年《目标守卫者》报告中也提到艾滋病、疟疾等疾病的防控及相关数据。您认为导致非洲公共卫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当地最为行之有效的措施有哪些？
比尔·盖茨：埃博拉疫情再次爆发的确很不幸。这次爆发波及三个国家，总人口约3000万人，导致当地的基础卫生体系全部瘫痪。因此，除了有埃博拉疫情本身造成的死亡，还有公共卫生条件有限导致的更多死亡，因为在疫情暴发期间，人们甚至无法获得任何医疗卫生资源。因此即使是那些没有广泛蔓延的流行病，也会造成很大的破坏。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非洲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实并不多，例如腹泻——轮状病毒疫苗可有效对其进行预防；肺炎——肺炎球菌疫苗可以大大减少患病机会；接下来是疟疾——我们也可以通过蚊帐和新的药物应对；然后还有出生后30天内的新生儿死亡率仍然较高——这就要求对医疗工作者进行培训，采取多种措施避免婴儿感染，保持体温，并且不接触母乳以外的任何营养来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干预手段降低新生儿死亡。
过去25年里，非洲的儿童死亡人数下降幅度是最大的，但部分原因是由于之前的死亡水平非常高。我们通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疫苗，通过全球基金（全称为“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等，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极为显著的进展。
我们希望能够持续取得更大的进展。目前在部分非洲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仍然超过15%，比如在中非和尼日利亚北部。
同时儿童营养不良的状况也极其普遍，这意味着即使这些孩子能活下来，也无法实现身心的健康成长。
我们目前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帮助非洲国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基层卫生健康系统及其存在的缺陷。我每年会和尼日利亚北部六个州的州长多次通话，就那里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给出意见，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出改善。
我们在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积极的进展。未来当然可能会有其他疫情暴发，也会有战争。即便出现这些挫折，整体的健康发展趋势还是非常非常积极的，特别是在我们推广最佳实践经验的那些地区。
媒体：我的问题也和公共卫生有关。您如何评价中国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以及提供基础卫生服务方面的成绩？中国的这些经验能够复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比尔·盖茨：中国在改善孕产妇和儿童健康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当然每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情况也并不完全相同。以中国西部地区为例，其改善幅度没有其他地区那么大。而且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健康水平的改善是与经济增长相挂钩的。
当然中国也有应该继续改善的领域，例如肺炎球菌和轮状病毒疫苗尚未得到广泛应用。中国在结核病防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患病案例下降得最多。盖茨基金会也和中国合作新的防治措施试点，但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创新，包括新药研发，这也是我们在北京（与北京市政府和清华大学联合）推出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的首要任务之一。
整体来说，虽然仍存在尚待提高的地方，中国在改善孕产妇和儿童健康方面确实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并且应该寻找机会分享中国的一些做法。
其实，中国曾经有很多疟疾病例，但目前本土疟疾病例已经消除。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中国表示愿意在这一领域发挥更强的领导力，帮助非洲国家摆脱疟疾负担。
媒体：正如《目标守卫者》报告中提到的，在可预见的未来，非洲将是世界发展最重要的地区。事实上，很多非营利组织、NGO和其他国家已经将大批资源源源不断输送到非洲，包括中国政府的大额援助。如何平衡他们的援助工作从而获得最优效果？
比尔·盖茨：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与各个捐赠方开展合作，厘清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角色，调动和汇集所有资源，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学习发展经验。
埃塞俄比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政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正在努力做出改变。20年前埃塞俄比亚的医疗体系还相当糟糕，农业生产力也非常低下，但政府与捐赠方合作，将政府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这些领域的发展，包括投资人力资本、解决教育问题等等。他们采用的就是已经得到验证的模式。
但像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国家，中央政府几乎无法发挥职能作用。无论是专业知识、资源，还是政府的执行力，都十分不理想。
这些国家的确需要国际援助，包括来自不同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大家聚到一起，协调解决面临的难题。
理想的情况是，政府通过日积月累逐步提升治理能力。从长远来看，这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案，政府要有能力深入参与，正确权衡。目前非洲的一些地区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
在健康等领域，我们看到了非常好的能力整合的例子，合作成立新机构就是一个很好的机制。过去由于新疫苗无法被采用、覆盖率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因此诞生。全球基金成立的背景则是艾滋病危机、疟疾高发（每年造成100多万儿童死亡），以及结核病很久没有新药问世，还有如何让患者按要求服用现有药物，以及避免耐药性等等，之前做得都不是很好。
全世界都应该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全球基金的工作感到骄傲，这些都是真正协调相关工作的有效方式。
在农业等领域，我们也应该进行更多的资源协调，分享宝贵经验。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因为希望提供援助的国家有很多。
媒体：您在《目标守卫者》报告中提到的大部分案例和措施都是由非政府组织主导的。但如果想实现更好的教育效果、医疗服务、建设新的基础设施等，需要政府采取更加系统性的解决方式。我想了解您计划如何和政府在这些方面开展合作，以及您期望对政府议程产生哪些影响？
比尔·盖茨：政府的议程最终还是由政府来制定，但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政府意识到，降低儿童死亡率和改善儿童营养不良等议题的重要性，并和他们分享好的案例和做法。
在健康领域，有些非洲国家做得非常出色，疫苗覆盖率达到95%，足以比肩中高收入国家。
例如坦桑尼亚、塞内加尔、马拉维等国，虽然人口众多，但在健康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等国也都是后起之秀。
而对于有些像尼日利亚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基层卫生体系却运转失灵，北部地区尤其如此。北部地区儿童疫苗覆盖率不到40%，这一数字令人触目惊心。疫苗覆盖率低下导致尼日利亚每年有数十万名儿童死亡。即便是幸存的孩子也可能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身心无法得到充分发育。
所以非洲各国情况大相径庭。如果某个政府能把健康作为当务之急，哪怕资源不多，也能做得很好。政府可以优先开展容易产生高影响力的工作，比如优化抗疟药的供应链，或者确保所有儿童都能接种疫苗。
非洲54个国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将援助资金投入到了国家战略上，政府也在不断地提升能力建设。外部机构可以帮助引进示范项目、专长、工具以及数据系统，支持这些国家持续取得更大的改善。
总的来说，非洲整体发展形势非常积极。非洲儿童的存活率已经得到显著提升。虽然在农业生产力等方面仍然比较薄弱，但像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国家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幅度几乎可以赶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而农业生产力是实现广泛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
媒体：当前全球化受到挑战，政治冲突和摩擦上升，这对于基金会在项目和区域的选择上有怎样的影响？
比尔·盖茨：基金会在选择项目时，首先把全球健康作为重中之重。要想真正解决艾滋病、疟疾、结核病、新生儿死亡、营养不良等问题，需要数十年的努力，乃至我后半生的全部精力。
因此无论全球化面临怎样的挑战，无论各个国家如何看待对外援助，盖茨基金会都将致力于上述这些健康领域。不论发生任何情况，我们都将竭尽全力减少艾滋病造成的死亡、消除小儿麻痹症，以及控制疟疾，等等。
我们积极地向各方阐述健康领域援助能够产生的显著影响。我相信人们是相互关爱的，而且有意愿帮助非洲稳定局势，走上经济增长之路。这既能帮助非洲人民，也能从某种程度上减轻欧洲国家面临的移民问题。
因此对外援助的整体水平基本维持不变。即便有所谓的“美国优先”政策，但美国的对外援助水平也没有改变。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提出了削减对外援助预算，但国会认为对外援助非常重要。
所以有很多人与我们志同道合，凡是能亲身体验这项工作的人都全情投入。中国越来越致力于帮助非洲，这在我们看来是件好事。我们能够帮助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我们关注的领域开展合作，这也是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媒体：我们看到盖茨基金会在疫苗、教育和减贫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多进展，也看到了越南和非洲国家的成功案例。但目前在中国仍有大量人口无法承担基本的医疗费用。盖茨基金会是否关注这一方面，帮助解决中国患者的需求？
比尔·盖茨：中国的医疗系统改革并不是我们的直接资助领域，但我们确实会资助中国的创新项目，主要是我们关注的传染性疾病领域的创新。我们会为此开展试点工作，如果效果好并且能够改善疾病防治成果，我们会随后在全国推广。
艾滋病防控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结核病防控、控烟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以结核病为例，我们开展了能够提醒患者服药的电子药盒试点项目，效果十分显著，现在正在更大范围推广；针对结核病患者的报销政策也有了显著改进。正如我之前所说，盖茨基金会虽然不直接资助中国的医疗系统改革，但我们通过资助这些试点项目提高治疗效果，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质量。
健康领域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各国政府投入的卫生预算都在与日俱增。因此，如何合理规划、创建公平的保险体系，对于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也是一大挑战。
盖茨基金会在医药监管和疾病防控等方面积累了专长，同时也和中国的创新者们积极合作，包括通过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开发新药等等。
媒体：您之前提到过，在非洲有些看起来只有八九岁的孩子，其实已经十二三岁。现在很多政策制定者们已经认识到，投资年轻人的健康和教育是提升一个国家生产力、释放创新潜力的最好方式。中国过去也有大量的营养不良儿童，但政府和慈善组织都推出了多种和教育项目解决这一问题，像免费午餐这样的慈善项目还走进了非洲。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帮助青年人脱贫，赋权青年人上作出的这些努力，既包括政府层面也包括慈善组织层面？以及中国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各自的目标？
比尔·盖茨：中国的慈善事业目前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慈善捐赠占经济总量的比较低。至于慈善是否会成为主流趋势，政府是否鼓励慈善事业发展，以及人们是否希望加入慈善行列，这些都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总体来说是呈上升趋势的。目前中国慈善行业占GDP比例约为0.2%。通常发生重大灾害时，捐赠金额会有显著提升。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的慈善捐赠大部分都针对国内，流向非洲的捐赠比例其实不高。但无论如何，捐赠的增加都是一件好事。这些慈善机构都是盖茨基金会的潜在合作伙伴，可以携手实现共同的目标，帮助非洲儿童。
帮助儿童的关键在于保证他们能得到充足的营养，实现身心健康发展；不仅要确保儿童有学上，还要确保在学校里的学习质量。
世界银行在今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虽然现在儿童的入学率很高，但全球范围有很多学校无法保证教学质量。非洲学校在保证实际学习质量上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
因此，对于赋权青年人的这个命题，单纯采取经济措施是行不通的，除了基本的饮食和健康，关键还要保证入学率和教育质量。
我们也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改善儿童营养结构，及其对提高儿童学习成果的作用等等，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人力资本投入。
未来随着中国慈善事业的继续发展，其中会有一部分捐赠流入贫困国家，虽然比例不会特别高。我们认为这是件好事，也会与投身于此的伙伴共同合作。
媒体：马云近日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他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聚焦慈善事业，并将效仿您的做法，成立马云基金会，您对此有何看法？以及您如何看待这种从商业领袖到慈善家的转型？
比尔·盖茨：我还没有和马云亲自聊他的这个决定，但期待有机会和他交流。他投身慈善事业后，我相信会在过程中有很多新的收获，也会更加理解中国背景下的慈善事业。我希望他能把铸就阿里巴巴成功的新思维、新能量带到慈善行业中来。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拥有很多货币数字化并降低交易成本的专长。盖茨基金会也一向关注普惠金融，也和蚂蚁金服合作过，尝试能否把数字货币推广到印度等国，进行广泛使用。
所以我相信马云在数字领域的成功经验，就像我在计算机领域的经验一样，将有助于将手机和数字手段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教育、储蓄理财等领域。
我本人十分相信慈善的力量。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得天独厚者，须替天行善道”(注：英文原文为From those to whom much has been given, much is expected.)，我相信马云一定会印证这句话。
媒体：您认为普惠金融在推动消除贫困上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比尔·盖茨：普惠金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团队，在贫困国家推广交易成本极低的数字移动支付。这样一来，住在城里的人只要花费很低的费用，就能把钱转给住在农村的人。
差不多十年前，我们在肯尼亚推出了移动银行服务M-Pesa，现在它的功能已经远不止转账那么简单，还在此基础上衍生了很多新的产品，比如采用现收现付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产品。所以我们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坚定拥护者。
当然这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监管状况。数字交易需要以当地货币进行，因此也要考虑交易的安全问题，确保万无一失。
我们和很多国家开展了这方面的合作。例如在印度，监管机构已经批准了数字货币的使用，并把它叫做支付银行（Payment Banks），我们在过程中有大量参与。我们目前在整个非洲大力推广同样的做法，甚至包括跨国的基础设施。
极低的交易成本能让人们节省下来一部分开支，还能通过专门的产品帮助农民或支付孩子的学费。我们认为这样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为最贫困人群带来机遇，享受到类似银行的服务。我们对所有这些新生事物进行追踪，例如印度的数字货币，并确保它们能够触及最贫困人口居住的贫困地区。
媒体：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宣布再向非洲援助600亿美元，您如何看待中国对非援助的持续增加？有中国国内声音认为，中国自身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大规模援助非洲，您想对这些声音如何回应？
比尔·盖茨：我认为向极端贫困国家提供援助是有必要的。当然每个国家都要权衡 [对外援助]的水平。一些最慷慨的国家，比如说挪威，每年将GDP的1%用于对外援助，帮助全球最贫困的那些国家。
美国的对外援助预算是GDP的0.2%，中国的具体数字我并不清楚，但就无偿援助而言，应该远低于美国的水平。
当然，每个国家都需要照顾自己的国民和很多其他的事情，因此政府需要决定是否愿意拿出预算的1/500去帮助那些极端贫困的国家实现稳定，帮助他们创造市场。虽然这种方式被称作援助，但其实是互惠互利的，例如中国企业可以借机走出中国，展示自己的实力，帮助[非洲]建设基础设施。
有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好事。我的整体看法是，富裕国家当然有能力更慷慨地捐赠。中国现在还不是发达国家，还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因此需要决定未来如何提升对外援助水平。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出席率相当高，而且习近平主席与多位非洲领导人举行一对一会议，这些都证明了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密切关系。
总体而言，我很高兴看到中国运用自身的经验帮助其他国家。我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仅是拿出大量资源的问题，而是还能借此创造商业机会，实现共赢。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利用自身的大量创新，在减少疟疾导致的死亡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在结核病方面，中国国内一些证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也能对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全世界的国家需要携起手来，共同解决棘手的问题，阻止流行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等等。我认为国际合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即便从一个国家内部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因此盖茨基金会将竭尽全力促进国际合作的开展，并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
媒体：报告中提到盖茨基金会已经非洲投入超过150亿美元。中国在过去三年中向非洲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资金，并承诺未来三年继续投入600亿美元。您是否有哪些新的想法或实用的方法能够进一步推进盖茨基金会和中国在非洲的合作？以及您如何看到中国在非洲，比如非洲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比尔·盖茨：首先我要澄清一点，你刚刚提到的150亿美元是基金会发放的赠款金额。我们是完全捐赠的，不是贷款的形式，而且我们也不要求偿还或者换取所有权。我们纯粹是在捐赠。中国政府向非洲提供大量援助资金，这点非常好，但援助采用了几种不同的方式，其中大部分是某种贷款形式的金融工具。
无论如何，中国拥有帮助非洲国家的巨大潜力。农业和健康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两个领域，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在医疗创新方面有很多投入，并以低成本（提供药品和疫苗），在农业方面希望有更好的种子等等。中国在这些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其中还包括作物改良、牲畜疫苗等方面。
我们与中国商务部签订了合作协议，通过中国在非洲的农业示范中心找到最适合非洲国家的农业技术和方法，然后进行规模化推广。所以我们需要切实地了解每个非洲国家及其面临的挑战，包括生产力无法提高的原因等，这都是我们应该并且能够帮助到他们的。
疟疾防控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中国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经验，包括很多关键性药物，比如中国生产的青蒿素类药物以及新组合疗法。我们目前正在讨论如何帮助非洲学习中国的经验，消除疟疾，即使还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媒体：盖茨基金会利用很多创新工具，比如研发疫苗和数字化工具等帮助非洲解决面临的诸多问题。我想问的是，基金会如何衡量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在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推广这些工具是否遇到了哪些困难？
比尔·盖茨：最重要的新工具是新疫苗和新药物。幸运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特别是吉姆·格兰特（Jim Grant）——的大力领导下，扩大免疫规划（EPI）得到了广泛推广，让几乎所有的儿童，包括那些生活在最贫困国家的儿童也能接种到疫苗。
我们做的是在此基础上确保疫苗的冷链运输，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和中国青岛的澳柯玛公司进行了密切合作，开发新型的冷藏设备，能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保证疫苗的安全。这些疫苗的递送和接种并不需要专业的医生，只需要接受过基本培训的社区卫生工作者，就能让这些儿童接种上疫苗。疫苗在疾病预防和改善健康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除此之外，我们也积累了药物送达的相关经验。比如如何将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送到患者手中并确保他们每天服用，因为只有这样药物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全世界已经积累了很多这些方面的经验。
我们还利用很多金融工具，鼓励医药企业和其他团体解决影响最广大贫困人口的疾病。虽然市场规模不大，但我们通过采购量担保，提供部分融资等方式让这项事业变得更有吸引力。这样一来，虽然售价很低，但采购量足够大，仍然可以为药企的投资带来回报。
我们目前的创新产品储备非常多，这也是我对艾滋病、疟疾等疾病感到乐观的原因之一。对于基金会关注的重大疾病，我们目前都有十分强大的创新药物和疫苗储备。
媒体：《目标守卫者》报告在健康方面，重点考查是出生率、死亡率这种基础卫生保健。我想了解在基础医疗这一块，是否会应用 AI 技术？或者觉得有没有应用的必要？现在的 AI 技术更多的是和相对高端的临床医疗结合的。
比尔·盖茨：目前人工智能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尚未对医疗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在有些方面的确显示出了很多潜力，比如诊断放射影像。事实上，盖茨基金会考察过采用类似计算机成像的方法诊断宫颈癌，或者改进超声波仪器，以便更好地理解孕期状况或肺部感染。目前很多国家都在探讨如何应用人工智能改善健康，但目前仍然处在十分早期的阶段。我们不能忽视人类专长在这里的巨大作用。
我相信人工智能在将来会有助于改善药物发现，帮助我们更快地发现艾滋病毒疫苗，研发新的疟疾药物，等等。人工智能将首先在上游的研发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终究会有一天，人工智能会让医疗工作者借助手机为病人诊断，确保他们出色完成工作；人工智能也可能向农民提供作物种植的建议，包括何时以及如何耕种等等。但这还需要至少5-10年的时间。目前人工智能只是在上游的科研领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媒体：在《报告》的引言中，您以数据和理念的阐释说明了这一年来的成绩，而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无数的鲜活生命故事。这一年中，哪一位受益于基金会项目的人的故事是令您印象最为深刻的？
比尔·盖茨：我认为全球在消除脊髓灰质炎方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不幸的是，在目前仍然存在脊髓灰质炎的国家，还有恐怖主义组织，他们甚至袭击疫苗接种员。在尼日利亚主要是博科圣地，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主要是塔利班的各种组织。但在那些地区，有一群群非常了不起的女性，成为主要的社区力量，背着冷藏箱挨家挨户找到所有儿童并为他们接种脊灰疫苗，保证接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为我们最终消除脊髓灰质炎奠定了基础。
即便在暴力和其他诸多挑战面前，疫苗接种的执行工作也仍然开展得十分出色，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目前尼日利亚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已经消失。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是仍然存在脊灰病毒的最后两个国家，但病例数也一直在下降。即使我们有很多科学发现和可行的模式，最终帮助我们消除疟疾的，还是那些挨家挨户进行走访的女性，和那些保证每个孩子都能接种上疫苗的社区卫生工作者。
我们希望通过目标守卫者来展现这些基层工作人员的英雄事迹，并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从而设计出更好的产品。换句话说，要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工具，帮助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为此，我们还将基层工作者、科学家和资助方聚集到一起进行讨论，从而更好地理解工作难点有哪些。
我自己也会进行很多实地走访，并在Gatesnotes上发布和基层工作人员会面的相关信息。我们经常录制视频，讲述在哪些方面得到了他们的启发。
媒体：在一个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的时代，个人或公司领导人如何做出关键决策并优化策略？比如伯克希尔的巴菲特会几乎是凭借直觉的孤胆英雄，但另一方面桥水基金的达里奥强调完全透明度和集体决策，你的风格是怎样？对年轻群体有何建议？
比尔·盖茨：目前全球都十分注重运用科技和工程开展创新，无论是生物学还是我们谈论的这些疾病，亦或是教育（例如如何通过数字手段开展教学以及个性化教育）和能源领域（例如如何发明新方法消除温室气体排放）。
因此通过创新发明而改变行业规则的药物和疫苗，是盖茨基金会很多工作的核心所在。这些领域的创新者不断了解行业内的最新进展，筛选哪些方法能够奏效，他们的创新将产生及其深远的影响。
我个人一直喜欢从科学角度思考问题，团队成员也都热衷创新，了解产品需求，还需要哪些突破等等，这和我个人的软件背景有很大关系。做到这些需要信念、直觉，并走出去和客户沟通。很多改进都要基于客户需求做出，但有些创新比如AlterEgo或者移动图形界面等，可能是客户本身想不到的。但我希望能够赋权给这些创新者们，来改变规则。
媒体：印度政府制定了到 2025 年消除结核病的目标，但在印度和中国，抗击结核病的形势依然严峻。您认为“2030年终结结核病流行”的全球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为终结结核病，我们还需做出哪些努力？
比尔·盖茨：有些目标比较宏大，更多地是激励性质的，并没有详细的计划去实现。我希望能尽快找到有效的疫苗和药品，帮助实现到2030年彻底消除结核病的目标。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目标，如果能够实现自然再好不过。
但实现这个目标的几率很低，即使我们制定了明确的降低结核病死亡人数的目标，即使中国在制定新政策和提升患者的药物依从性等方面做得十分出色，结核病患者数量下降幅度也是最大的。除非我们在药物发现和送达方面极其幸运，才有一些实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