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连线》发布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负责人伊藤穰一（Joi Ito）的文章，讨论为什么西方人害怕机器人而日本人不害怕。文章指出，犹太基督教的等级制度意味着这些文化倾向于害怕他们的统治者，日本的神道教、佛教等信仰更加信奉万物和平共处。
作为一名日本人，我从小就看动画片《新世纪福音战士》（Neon Genesis Evangelion）。在它所描绘的未来里，机器和人类融合成了令人入迷的半机械人。这些节目使得我们许多孩子日夜梦想着成为仿生机器人超级英雄。机器人一直以来都是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英雄铁臂阿童木（日本的漫画机器人）以居住在东京北部的尼扎市（Niiza）的居民身份被正式列入法律登记册，任何一个非日本本土人士都知道这可不容易做到。我们日本人不仅毫不害怕我们的新机器人霸主，我们还有点期待它们的到来。
并不是说西方人没有友好的机器人，R2-D2机器人和杰森家的机器人女仆罗西（Rosie）均深入人心。但与日本相比，西方世界对机器人的态度更为谨慎。我认为这种差异与我们不同的宗教背景有关，也与工业规模的奴隶制的历史差异有关。
西方的“人性”概念带有局限性，我认为是时候严肃地质疑我们是否有权利仅仅因为我们是人类而其它的存在不是人类就去剥削利用环境、动物、工具或机器人。
宗教背景
在1980年代晚期，我参加了一个由日本的本田基金会组织的会议。在会议中，有个日本导师指出，日本之所以在将机器人集成到社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国家的本土神道教。该宗教仍然是日本的官方国教。
不同于犹太-基督教的一神论者和在他们之前的希腊人，神道教并不认为人类是特别“特殊”的存在。相反，一切都有灵性，就像《星球大战》中的“原力”（The Force，一种超自然的而又无处不在的神秘力量，是所有生物创造的一个能量场）一样。自然并不属于我们，是我们属于自然，万物皆有灵性，包括岩石、工具、房屋甚至是空荡的空间。
有教授称，西方对“万物皆有灵性”这一概念有异议，认为拟人论（赋予神灵、动物或无生命物以人形或人性）是幼稚的、原始的甚至是糟糕的。他认为，勒德分子在19世纪捣毁让他们失业的自动织布机是一个例子。作为对比他还展示了一张图片，图片上，一个日本机器人在工厂里戴着一顶帽子，有个名字且被人类当做同事，而不是一个恐怖的敌人。
如今，日本人比西方人更能接受机器人的观点相当普遍。
日本漫画家、《铁臂阿童木》（Atom Boy）的作者手冢治虫（Osamu Tezuka）指出了到佛教和机器人之间的关系，“日本人不区分人类、优越的生物和他周围的世界。所有的东西都融合在一起，我们很容易地接受机器人与我们周围广阔的世界、昆虫和岩石——都是一样的。不同于西方人，我们对机器人没有任何的质疑态度，没有把它们视作假性人类。所以在这里你看不到有人抵制机器人，相反大家都能平静接受它们。”虽然日本确实先后进入了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但日本的神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使得日本保留了前人文主义时期的许多仪式和情感。
在《人类简史》（Sapiens）一书中，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将“人类”的概念描述为某种在我们的信仰体系中进化而来的东西，我们是从采猎者变成牧羊人，后来又从农民变成资本家。作为早期的采猎者的时候，自然并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今天许多土著居民仍然生活在反映这一观点的信仰体系中。印第安人会跟风交流，听它说话跟它说话。土著猎人经常使用复杂的仪式来与他们的猎物和森林里的掠食者交流。例如，许多采猎文化与土地有着很深的联系，但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传统——这一直是与西方殖民者的误解和冲突的根源，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奴隶制的历史差异
直到人类开始从事畜牧业和耕作，我们才开始有了这样的观念：我们拥有并支配着其他事物，超越自然。任何东西——石头、绵羊、狗、汽车或人——都可以属于人类或公司，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许多方面，“人性”的核心是使得人类成为一个特殊的、受保护的阶级，在这个过程中，非人化和压迫任何非人类的、活着的或没有生命的东西。非人化以及所有权和经济的概念大范围催生了奴隶制。
历史学家伊布拉姆·肯迪（Ibram X. Kendi）在《生而被标签》（Stamped from the Beginning）一书中描述了美国殖民时代关于奴隶是否应该接触基督教的争论。英国普通法规定基督徒不能被奴役，许多种植园主担心如果奴隶被基督教化，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奴隶。因此，他们认为黑人太野蛮因而不能成为基督徒。另一些人则认为，基督教会使得奴隶更温顺，更容易控制。从根本上说，这场辩论的焦点是，基督教——给予奴隶精神存在——增加还是减少了控制他们的能力。允许灵性的想法对日本人来说根本是陌生的，因为所有事物都有灵性，因此它不能被否定或允许。
这种害怕被压迫者推翻，或反而沦为压迫者的恐惧，自大规模奴隶制度和奴隶交易开始以来，就一直沉重地压在那些当权者的心头。我想知道，这种恐惧是否几乎只有犹太人和基督徒才有，它是否可能会助长西方人对机器人的恐惧。尽管日本也曾有过所谓的奴隶制度，但它从未达到工业规模。
在西方，许多有权势的人（大部分是白人）公开表达了他们对机器人统治人类的潜能的恐惧，助长了公众舆论。然而，也有许多同样具有权势的人在忙着制造机器人，争先打造出强大到足以能够统治人类的机器人——当然，也有些人在埋头研究方法来控制他们所发明的机器，尽管这一次它还没有涉及到将机器人基督教化。
新书《Team Human》作者道格拉斯·拉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最近撰文谈到了一场会议，与会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在金钱/气候/社会末日之后，富人如何能控制住在其地堡中保护他们的安全人员。出席会议的金融巨头们显然想出了一些主意，比如使用控制颈部的颈圈以及用机器人取代人类安全人员。道格拉斯建议，或许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开始对他们的安全人员好一点。但他们认为现在已经为时已晚了。
当我将奴隶和机器人联系在一起时，朋友们担心，我这么说可能会让人觉得我在非人化奴隶或者奴隶的后代，从而加剧一场已经非常紧张的语言和符号战争。虽然对抗非人化少数民族和贫困的人是很重要的，我也为此花了大量的精力，但仅关注人类的权利，而不关注环境、动物甚至像机器人的权利，才是导致我们处在这个可怕而混乱的环境的一大因素。从长远来看，也许这不大算是人性化或非人化的问题，而是创造人类这一特权阶级的问题——我们借此来专横地为自己对其它的存在的忽视、压迫和剥削行为辩护。
机器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
现在，科技已经发展到了我们需要开始思考机器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如果有的话），以及如何将这些权利编入法律并加以执行的地步。一味想象我们与机器人的关系就像《星球大战》中的人类角色与机器人C-3PO、R2-D2和b -8的关系那样，是天真幼稚的。
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的研究员凯特·达林（Kate Darling）在一篇关于赋予机器人合法权利的论文中指出的那样，有大量证据表明，人类对社会机器人——甚至是没有知觉的机器人——怀有同情和情感反应。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花招；相反，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当有人虐待机器人时，我们会有强烈的负面情绪反应——凯特的论文引用的众多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是，一位美国军官取消了一项利用长腿机器人引爆和清除布雷区的测试，因为他认为这是不人道的。这是一种拟人论，反过来，我们应该思考虐待机器人对施虐的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的观点是，仅仅用被压迫的机器取代被压迫的人类，并不会修复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从根本上失调的秩序。作为一名神道教信徒，我显然带有偏见，但我认为看看“原始”的信仰体系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把基于机器的智能的发展和进化视为一种集成的“扩展智能”，而不是威胁人类的人工智能，也会有所帮助。
当我们为机器人和它们的权利制定规则时，我们可能需要在知道它们会带来什么社会影响之前制定政策。就像俗语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样，虐待和“非人化”机器人会让儿童和社会结构得以继续强化自文明开始以来就存在的等级制度。
不难理解很久以前的牧羊人和农民们是如何很轻易地就想到人类是特殊的，但我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可能会帮助我们开始想象，也许人类只是意识的一个实例，“人性”被高估了一点。我们不仅要以人为本，还必须培养对一切事物的尊重，以及培养与一切事物进行情感和精神上的交流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