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财经日报》到《财经》杂志，再到财新传媒，赵何娟经历了过去财经媒体辉煌时代，也在那个时代留下了自己的一席位置。
上海11.15大火报道，“达能娃哈哈合资纠纷”系列报道，揭露中国运营商和移动互联网最早期发展的十年坎坷和内幕交易的《天下有贼》......赵何娟几乎是调查记者的完美范本。
但当她决定创业之后，几乎没人看好她，以往做记者时坚韧、锋利的个性反而变成了减分项。既便如此，她的钛媒体依旧在急速的生长着，在六年时间里成为了中国科技媒体的标杆之一。
为了见赵何娟，我去了钛媒体位于呼家楼的公司总部，一栋独栋的三层小楼，一楼是一个活动场地，零散地放着一些物料，角落还摆放着一台抓娃娃机。上了二三楼，钛媒体将近二百人的团队井然有序地工作着。
和赵何娟见面的会议室略微凌乱，进门左手边的墙边靠着一幅书法，上面写着“涓涓细流，浩荡万里”。
这可能也是钛媒体这六年的写照，赵何娟带着团队不断开拓新的支流，汇入钛媒体这片大海。
改变在这六年间持续发生，无论是赵何娟本人，还是钛媒体本身。
一
2012年，赵何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作为全球顶尖的新闻学院，总有世界前沿的媒体来哥大做分享，好奇心很强的赵何娟看到这些活动就去参加，发现在很多领域都有做得很好，很有趣的新媒体。
“有一个专门做烟草行业的新媒体做得很大，还有专门讲非洲故事的。”在财经媒体工作的赵何娟发现，美国的财经媒体也在探索一些新的互联网模式。当时《华尔街日报》在内部孵化了一家科技媒体项目AllthingsD，它的负责人是在《华尔街日报》供职了近四十年的科技记者Walt Mossberg，在中国，大家都叫他莫博士。
一次分享中，莫博士提到了一个数据：2012年的时候，莫的流量已经超过了华尔街日报整个总站的流量，这给了赵何娟巨大的刺激，她没想到一个十几人的团队，生产受众并不多的专业内容，竟然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超过华尔街日报。
“原来这个世界还可以这样玩，媒体还可以这样做。”赵何娟对莫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新市场的时间窗口，一大波新兴的技术革命将要开始。”
莫博士的成功让赵何娟认识到未来媒体形态将会越来越垂直化，细分化。“这个世界要被改变，首先是认知改变，而最大程度影响认知的，就是媒体，如果媒体没有变化的话，世界是不会有变化。”抱着这样的想法，她决定做一个中国版的AllthingsD。
“开弓没有回头箭，种子已经在心里种下了，如果不给它浇水，会痛。”回国之后，赵何娟越想越觉得这件事值得做，于是便辞了职，开始创业。
“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创业，只是想自己出来做一个品牌，甚至刚开始做的时候都没用创业一词，只是跟别人说‘我自己搭了个小网站，你看看？’ ”赵何娟回忆道。
2012年6月，赵何娟回国，到了12月，钛媒体正式上线，开业的时候赵何娟和朋友跟人赌吃包子，赢的吃多少，输的就给钛媒体送多少个开业花篮，赵何娟一口气吃了17个。
二
从记者向商人的转变并不简单，前两年钛媒体几乎没有拿到融资，“当时是没人看好钛媒体这个项目吗。”我问她。
“我觉得主要是没人看好我这个人。”赵何娟笑着说。作为前调查记者，赵何娟性格倔强，吃软不吃硬，这让很多不了解她的人觉得她傲气，自负，而且又没有创业经验，很多投资人都不太看好她。
在一篇文章中，赵何娟回忆创业第一年个人和家庭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公司，连幼儿园学费都刷不出来了，“我抱着孩子坐在窗台边，对她说，你觉得妈妈漂亮吗，她说，妈妈最漂亮了。我哭了。因为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上过一次街，买过一次新衣服，化过一次生活妆了。”
现在再提起那段时间，赵何娟轻描淡写，“如果真心想做成一件事情，除了天灾人祸，基本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早期的钛媒体网站
由于没有商业经验，早期的钛媒体几乎一门心思都放在了内容上，公司百分之九十八是做内容的。影响力虽然越来越大，但公司唯一有销售功能的职员是前台，因为前台负责接电话，她同时还兼任着行政和后勤。“后来想想当你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总会柳暗花明，如果一开始把最擅长的事情丢掉了，可能反而做不到今天。”
“我以前做记者、做内容时天天写故事，写某某某白手起家，好简单的四个字呀，自己创业五年，感觉‘白手起家’四个字好沉甸甸。特别特别不容易。”赵何娟在一次活动上说。
到了2014年左右，赵何娟逐渐意识到了技术和产品的重要性。“过去做产品都是凭借多年积累下的直觉，并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持。”
带给她很大观念冲击的是“今日头条”，当时今日头条还是一个刚刚推出的新产品，它的智能分发推送技术让赵何娟印象深刻，“今日头条让我意识到技术产品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革命时代。做媒体的经常会说想要获得读者的反馈很困难，但现在却用技术解决了。”
2013年年末，钛媒体举办了一次活动，赵何娟邀请到张一鸣上台做分享，一家媒体的负责人在听了张一鸣的演讲后找到赵何娟，问她对今日头条的看法。
“如果用我们的眼光看它的内容，可能不怎么好，但从新的技术趋势来看，它就是未来。”赵何娟回答道。
今日头条的出现让赵何娟认识到，过去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都是从媒体的角度去想，但新媒体的本质是互联网公司，就应该从互联网公司的角度想事情。她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关于新媒体，也许我们都错了》。
2014年开始，赵何娟不断寻找产品和技术的团队，自己也看了很多产品的书。“我不希望自己外行指挥内行，成为钛媒体发展的绊脚石。”到现在，钛媒体都非常重视产品和技术，团队在公司里的比例也从过去的百分之一到了现在百分之五十。
2016年，赵何娟把核心团队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清零会”，大家一起讨论如果从今天重新开始，钛媒体应该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今年年初，又开了一次。
科技产品电商、知识付费、数据业务......成立快六年，钛媒体一直在产品上做各种尝试，赵何娟自己也慢慢从最开始连商业逻辑都讲不清楚的愣头青，变成了独当一面的公司负责人。
“她的朋友圈越来越像一个CEO的朋友圈了。”和赵何娟认识很多年的天奇阿米巴创投基金管理合伙人魏武挥说，“私人生活越谈越少，都是和工作有关的内容。”
“我真正找到做企业的感觉可能是在17年左右，逐渐对企业的布局有了清晰的认识，像设计师打造一台机器一样，设计它的运营机制，产品、技术和内容的沟通体系，梳理商业逻辑。”赵何娟说，“过去焦虑的时候最难的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焦虑，现在变得更从容了，我能把焦虑正常化，知道怎么去处理它。”
三
“创业和做记者不一样，必须要有很强的全局思维，更快的进化能力。”赵何娟说，同时她也觉得很多记者的特质是利于创业的。
首先是好奇心，做媒体就是要敏锐地捕捉事物的变化，这需要很强的好奇心驱动，而创业也是如此。
其次是抗压力和韧劲，做调查记者的时候，赵何娟总会面临很多问题，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过威胁，但赵何娟都挺了过来，“做记者时流的眼泪应该也没比创业的时候少。”
2007年，赵何娟因报道娃哈哈和达能中国第一大并购纠纷案，在网络上受到大量谩骂和侮辱，这件事彻底结束之后，一个网络公关几经波折地找到赵何娟，他说：我找你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表达敬意和歉意，那些若有其事的网络帖子都是经我的手发的，受雇于（某位）民营企业家。我也希望力所能及的补偿你。
另外是快速学习能力，采访上海大火，要了解保温材料分几级，采访汶川地震，做校舍危机调查，要了解八级抗震和十级抗震有什么区别。“我非常感谢媒体带给我的专业训练，让我变成一个阅读力超强的人。”赵何娟说创业者面对的是不断变化的市场和时代，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特别特别高的人，不让自己有任何懈怠，自己选择了做这件事，相信能把这件事情做成，那就不管怎么样，只要还有一滴血就要坚持到最后，死也要死在为这个目标拼尽最后一滴血的路上，也不能为了保持那一滴血而不干了，这就是创业的残酷之处，或者说也是美好之处。”在一次分享中，赵何娟这样说道。
魏武挥也记得有一次和赵何娟吃饭，在路上碰到了一排栏杆，魏武挥正想找个地方绕过去，赵何娟直接就跨过去了。“这可能也是她面对困难的态度的缩影吧。”魏武挥说。
在这样的观念驱动之下，今年的钛媒体又做出了一次重大的突破——进军海外，在纽约设立工作室。“很多人认为科技媒体做不大，有天花板，但我觉得是很多人想低了。移动互联网让信息交流变得越来越没有边界，未来很有可能出现一个跨国性的传媒集团。”
“中国现在还没有一家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市场媒体，很多偏见都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西方其实有很多人希望了解中国商业和科技发生的变化，如果这些信息沟壑不打平的话，中国会一直落后。”赵何娟说。
过去的几个月赵何娟一直在中美两地奔波，硬生生把国航金卡坐成了白金卡。“升级要求是从三月份起一年内坐够16万里程，我半年就坐到了。”
现在钛媒体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的“据点”已经建立起来，前美银美林资深董事总经理Catherine Li，资深财经媒体人赵剑飞等行业资深人士都加入了团队，被赵何娟称作“第二次创业”的项目链得得，开始把自己的内容资讯业务、高端课程、数据及金融服务放在北美逐一落地。
2012年初，赵何娟30岁，一个人坐在纽约贯穿曼哈顿南北的地铁上，她读到王小波的一句话：“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这让她感到恐惧。
今年重返曼哈顿，六年的创业让她已经找到了战胜恐惧的办法：“行动，恐惧止于行动，认真行动，动真格的行动。”这可能是赵何娟创业后的最大心得。
